光陰的故事   

 

時光回到民國五O年代：舊書店、冰果室、成群集結尋找認同的外省少年、少年們流離失所的父母、父母們以為暫時棲身的日式眷舍……。

 

這是台灣新電影導演楊德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時空場景。身為外省第二代的他，童年和成長時代的記憶場景，卻是日式的--嚴格說來，是扭曲變了的日式—原本講究「空無」的空間被擺設起家具，高櫃抵住薄紙板門，一等經濟好轉就填高圍牆，加建浴室……，時代流變太快，人被拔離環境，環境更換宿主，人心也被逼急調適壓縮著苦悶。

 

小四的母親在矮簷下操著濃厚鄉音抱惱：「抗戰了八年，如今卻要住日本房子！」。

 

「童年生長於台北濟南路日式房子裡，對他而言，生命中第一個空間便是日本式的空間。」

〜李清志，《建築電影院》

 

80年代末（《牯》片拍完於民國八十年），楊德昌預備返復回憶場景時，卻發現空間不再，環境難以復原，只能小段小段地取景，加以拼湊組合。取景範圍也離開了牯嶺街或濟南路，到了淡江中學、老松國小、台糖廠，以及屏東部分街道、日式宿舍。

 

時光彷彿繼續嘲笑：依然倉卒緊仄、被流轉追逼的的人心。

 

今天…… 

 

「一個懂得欣賞純建築的民族才是高雅的民族。什麼是純建築？用普通的材料和技術為一般的生活而建造的建築。」

〜漢寶德《透視建築》p.20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日式住宅給我們什麼樣的記憶和風貌呢？講求庭園的日式宅第，遠看就像一團被遺忘的濃綠，屈藏於此起彼落的高樓大廈公寓裡，像一口深井，安靜蹲倨著。孤零一如電話亭。單行道的同義詞。牆頭一截風景。牆外被草草噴漆著：禁丟垃圾入內、禁止便溺……。

 

有一天，怪手駛來推開被遺忘的庭園大門，井底綠蔭消失，不久換上一棟棟毫無特色長滿鐵窗如貼膏藥的方塊體。

 

新北投火車站附近，一面到處剷除日據時代留下的舊屋舍，一面以水泥仿造日式神社鳥居牌坊作為捷運站造型，說是「反映地方特色」。

 

但杜琪峰導演電影《向左走，向右走》，並沒有選中這塊新「地標」，而選在正對面的公園裡，梁詠琪和金城武，一個向左，一個向右，繞行於綠蔭中樸素而優雅的圓形水池—這是日據時期建造的新北投公園。

 

偶像劇《流星花園》杉菜的家令人驚艷。大家打聽那家花木扶疏的日式舊舍在哪裡？「台北市？台北市有這樣的地方？」台北市有一半以上的人沒聽過齊東街，但齊東街就在忠孝東路二段附近，有二百五十年歷史的老街。

 

不知是否有一天，當我們要尋找城市記憶、尋找過去生活的紋理、尋找與環境和諧相偎的樸素永恆時，只能去電影膠捲、小說、歷史資料裡挖掘，而無法在這塊活生生的土地上訪遇？

 

從主流到邊陲的日式建築  

 

台北市由於為日據時代首府所在地，重要機關、公家事業社團、學校、寺廟、教堂均比其他城市多，加上主要幹道兩側，和度假地建築招待所，日式住宅的數理應相當可觀。據民國八十九年所做的中原大學建築系所做的＜台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針對中正、中山、大安三行政區所做清查，估計台北市共有一千多間日式住宅建築。

 

＜台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並定義：「這些在日據時期（1895-1945年）都市中，由日人興建與提供做為居住使用之宿舍或住宅，包括官舍、社宅、營團、私宅…等，因具有相同的特質，一般統稱為〝官舍系住宅〞。」

 

台灣的官舍、住宅與日本自近代發展出來的都市中流住宅，基本上相同，都屬於所謂「中央走廊型住宅」。

 

1949年後，這些房舍在亂世中成為國有財產，一部分成為中央或省銀行所代管，一部分迅速流入百姓家，有些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有些變成公家宿舍，有些經轉租、轉讓，形成今天所說於法無據的「佔用」，更有大部分因木造建築維護不易隨時光自然凋零。

 

這些日式宿舍原是日本人的都市計畫中登場的主流，五十多年來卻在城市人口暴增高樓逐起都市樣貌大改的巨變中，成為邊陲。邊陲，也往往成為其中居住者的命運。

 

「少年時把它看作是失意官僚、過氣文人、打敗了的將軍、半調子新女性的窩聚地，痛恨著，一心想離開它。許多年以後才了解到，這些失敗了的生命卻以它們巨大的身影照耀著引導著我往前走在生活的路上。」

 

〜李渝《溫州街的故事》

 

急速滅頂的開始  

 

原本被流放被冷落的聚落，只有文化學者、在地生活者，和電影勘景隊注意到的地方，從去年底，突然成為急待處分的「國家資產」。

 

2002年4月行政院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2003年初決定加速清理國家資產。

 

所謂加速清理國家資產，正如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去年10月所宣布，全面清查各機關坐落在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及建築用地上的國有公用房屋，清查結果如果屬於閒置、低度利用或被佔用者，將專案列管，督促經管機關將這些房屋轉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拍賣或做更有效益處理。

 

國產清查以2003年12月底為期限，國有財產局首批清查對象，更選擇地價較最高、最有利可圖的北、高兩直轄市一萬二千多戶公用房屋。

 

雖然文建會為有效推動地方人文環境發展，在九十年度將「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作為施政重點工作之一，然而，這個全台閒置空間最大主人--「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農委會、交通部、經濟部、國防部、財政部等，卻獨獨沒有文建會。

 

所謂對國家資產的「有效管理」，還是經濟掛帥，以「充實國庫、紓解財政壓力」為第一考量的思維。似乎地方文化政策又要被遺忘在新一波金錢掛帥的「政府改造」當中。

 

在經濟掛帥的思維裡，所謂建設就是拆舊房子、蓋新房子，所謂的「資產管理」，就是收「沒用」的土地，標售給有錢的人。所謂有錢的人，就是「財團」，收購土地再炒作土地賺更多的錢。政府賣了土地得到了錢，財團買了土地賺更多的錢。這是最強勢之間的買賣，在這樣的買賣裡輸家是誰？在這樣的運算中，不包括都市景觀、不包括社會福利、不包括社區照護、不包括青少年休閒，不包括地方產業、社會教育，也不包括文化藝術；在這樣的工具理性裡，唯沒想到的，是金錢換不回的人文記憶，是一旦拆毀無法復原的環境。

 

已逝的國民黨大老何應欽將軍位於牯嶺街的故居，去年中被標售掉了。對財產局來說土地的描述應該如此，也僅該如此：

 

「國有財產局四日公開標售二十一宗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共標脫六宗，一筆位於中正區牯領街及南昌路段的住宅用地，共吸引七人競標，其中六張標單是建設公司，最後由元大建設以高於底價四六％的價格得標，…. 以總價六億二千六百萬元得標，每坪平均單價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元，創近期國有土地標售新天價。」

〜2002.07.05　 工商時報

 

居民意識醒過來  

 

這一波「加速清理國家資產」的政策中，正邁向民銀化的國有行庫、事業單位，他們擁有大量日式宿舍，換而言之，也就是大量急待處分的資產。加上銀行法規定，銀行不能投資非自用不動產。那些閒置的舊房舍並不能成為銀行資產，相反地，釋放和拍賣卻能獲得資產。

 

台銀自今年8月底起陸續公告拍賣20筆、帳上價值46億元的自有行舍，陽明山凱旋路舊美軍宿舍的高級住宅區則預訂在明年公告標售，財政部更通過台銀至95年底分階段處分404億元不動產的計畫。就這樣，杭州南路、金華街、南海路、牿嶺街、和平西路二段、廈門街、齊東街的「空地」，南海路、牿嶺街的精華空地，去年陸續被「處分」出去。

 

住在齊東街老家二十五年的家庭主婦褚陳寶貴，有一天突然發現，她家巷子的日式老房子被怪手剷平了。她住的這地方叫「幸福里」，街上坐落著超過十棟保存良好的日式舊房宿，有別於孤立的單棟建築，一大片群落的日式宿舍，是台北市目前難得的都市景觀；又與鄰近的華山藝文特區、李國鼎故宅相互呼應，難道沒有保留的必要？

 

文化工作本來應慢積厚發，但是，齊東街歷史景觀的消失已經是客不容緩的事實。去年三月在自己家中成立「齊東文史工作室」，並宣示齊東社區文化元年從此開始，從「總體營造」及史蹟保存工作逐一作地毯式的訪談與研究並於假日擔任解說工作，讓社區民眾更愛自己的社區。並結合一群關心台北市日式宿舍的朋友在去年三月組成「搶救齊東社區日式宿舍聯盟」。

褚陳寶貴拿出阿公一代的戶籍謄本，證明齊東街是一條清朝時已有的老街，戶籍上最早登記的地名為「莿子埓」，日據時期是「幸町」，現在才叫「齊東街」。最早屬於艋舺（萬華）經錫口（松山）到雞籠（基隆）運輸的米道上，日據時期，附近的華山車站和高砂啤酒場（建國啤酒廠）使者裡變成事業單位中高級幹部眷舍和運輸勞力者共同的社區。如今，這些日式老眷舍使齊東街成為都市叢林中難得的綠洲。

她強調她並非固執地一意保存老舊房子，阻止銀行獲利。她相信保有地方特色、重新利用、會使這地方更有價值。她們表達希望臺灣銀行先停止拆除宿舍的舉動，共同謀求社區、台銀與台北市民三贏之發展策略。無奈她一面呼喝奔走，台銀一面拆屋，保存社區歷史景觀和歷史的工作，變成與怪手比快的速度競賽。

 

 

保存的觀念和生存的條件 

 

保存古蹟的文化工作者之所以常常與古蹟的所有權人，甚至政府形成對立，是因為保存的觀念和生存的條件是在一個互相矛盾的位置上。

 

這一天，齊東文史工作室的志工們，隨著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堀辶入憲二，學習閱讀老建築。在老師的說明下，慢慢學習日式建築黑瓦、魚鱗板、雨戶、欄間、床之間的造型、材料和功能，窺知老師如何從建築專業知識中辨識建築的保存程度、哪些部分已經過改造……。

 

堀辶入憲二表示：「成群聚落的建築比單棟建築，保存上更有意義」，因為它保留了當時的環境和氛圍，環境的氛圍，一旦破壞就無法復原。如果問這些建築物值多少錢？憲二老師會說：「給子孫的文化遺產是無價之寶。」

 

筆者為了尋訪日式住宅，循著舊時日人城東門外一直到璢公圳附近。從齊東街、經杭州南路、金華街、銅山街到牯嶺街，往南經到和平西路到同安街。同安街底有作家王文興構思現代文學鉅作《家變》的重要場景的故居，有日治時期著名藝妓館「紀州庵」的庭園遺跡。

 

向東經過雲和街，近夜市街角無人居住的單棟據說是梁實秋的故居。往溫州街彎彎曲曲的巷子鑽去，台灣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台灣第四世紀之父林朝棨、中國法制史先驅學者戴炎輝、物理學界前輩戴運軌、創辦台灣第一本中文白話文雜誌「人人」的台灣前輩詩人史學家楊雲萍等學人宿舍，都在其中。軟枝黃蟬從牆頭垂下來，處處單行道，適宜單車，與緬想。

感性與理性的抗辯

  

我上網進入內政部的「台閩地區古蹟資訊網」查詢台北市區古蹟，宅第類只有12筆，包括臺北賓館、大稻埕辜宅、蔣中正宋美齡故居…...其中含清代建築、和風洋樓，日式住宅只有兩、三間，大部分的日式住宅都屬於歷史建築而非所謂「古蹟」。

 

古蹟是經指定，有法令保護保障的文化資產；歷史建築則是未經指定為古蹟，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古建築物、傳統聚落集其他歷史文化遺蹟。如果說古蹟依據的是知識理性，歷史建築則往往是感性的產物—像是，抓住逝去的歲月。

 

「很少人注意到，整體環境的塑造不是建築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

〜漢寶德《透視建築》P.146

 

我們的城市要變成什麼模樣，是理性與感性協商的結果。雖然我們愛說城市風貌是人民素質的反映，但弔軌的是建築師或藝術家的多寡，並不能決定這座城市的風貌，握有權力者卻可以做到。

 

土地利用的政策、發展方向的考慮、建築容積的規定，無不牽涉到龐大的利益、權力的分配。利益與權力的複雜理性運作，豈是對美麗環境的憧憬和夢想，如此單純感性可以凌駕？

 

南亞技術學院助理教授葉乃齊表示：都市發展計畫有三個方向：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設計、景觀設計，前兩者都不是文化可以置喙的地方，但景觀卻與這城市的特色、文化、美學深深有關，也就是文化局在都市發展計畫中可以施力的地方。

 

文建會表示，清查登錄全省歷史建築（包括日式宿舍）的計畫預定在今年底完成。然而，國有財產局也表示要清查處分國有資產，限期在今年12月底。誰比較快？文化記憶來得及保存嗎？答案不言可喻。

 

後記       

 

我問齊東文史工作室的褚陳寶貴：「你們幸福里大部分的居民怎麼說？」

 

「怎麼說？大部份人都忙著賺錢，為生計操煩啊！」

 

這也沒錯。只是若全台灣人都只顧著賺錢、只忙著生計，不知外國人來我們寶島除了錢又能看到什麼？除了錢又能瞭解我們什麼？

 

參考網站：

 

http://www.bp.ntu.edu.tw/bpresults/jhouse/

台北市日式宿舍調查研究專案

http://webca.moi.gov.tw/link.html 

台閩地區古蹟資訊網

 

嚴格來說，文化一直都在，創意一直都在，兩者在劇場中也一直都在，只是「產業」這部分像時代潮流的列車轟隆隆火駛進來了。

 

從前，搞文化的人不學經濟，搞經濟的人不懂文化，現在，文化和經濟被連結起來談論。以資本主義發展史來解釋，更能明白所謂「第三波產業」來臨的脈絡。也就是當生產經濟、貨物經濟、消費經濟、服務經濟等獲利模式都發展到極致，特別在已開發國家，人們開始意識到：創新和創造力才是企業經營的推動力量，而這些力量正是藝術的本質和精髓。

 

綠光劇團團長李立亨寫下一條「A+B=C」的公式，他說簡而言之，就是藝術（Art）的內容，加上企業（Business）的形式，產生了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

 

野草閑花隙縫中的劇場

 

兩度榮獲國家文藝創作奬、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賴聲川說：「文化創意產業？我們早就在做了！」表演工作坊的創團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出版有聲商品，系列共賣出一百萬份；此外經典劇目《暗戀桃花源》在1992年曾搬上電影螢幕，而即興創作的表演方式並在電視台發展出《我們一家都是人》連續劇帶引電視劇一陣風潮。

 

不過更正確地說應該是，在劇場界，「民間」所能做的，幾乎全都在做了。

 

攤開台灣當代劇場史，1980年代劇團雨後春筍般成立，到今天仍然蓬勃的重要劇團，無不費盡心力在「創意」和「生存」之間尋找出路。成立於1986年，以全職專業劇團為宗旨的「屏風表演班」，發展出「李國修式的喜悲劇」風格，並大受歡迎。屏風第一次獲得文建會補助（1993《徵婚啟事》）是在創團七年之後，以戲養戲是屏風的基本生存原則，曾創下「平均每五天公演一場」的快速運轉率，2001年時曾宣布結束，在觀眾的不捨和簇擁中再度復出。

 

以保存和活化南管音樂和梨園戲的「漢唐樂府」成立於1983年，創團人陳美娥抱著「保存文化不容等待」的使命感，經營20年下來，她覺得她「自己就是企業」。保存一劇種並活化成為現代藝術的文化工程：包括田野調查、學術研究、教學傳習、活化創新，到舞台上表演，這一大套工程的上、中、下游工作，全都由她一人一團來肩擔，的確驚人。某方面說，她一介民間女流，就像一個小小的台灣南管音樂文化局兼南管永續經營事業體。

 

這個「事業體」到今天成員只有10人、約聘6人，有專屬的劇場，也有有聲出版品，然而以其文化屬性，仍處「小眾」的欣賞人口，並處於社會資源上的「弱勢」。漢唐樂府一年經營成本800到900萬，除了三分之一票房和CD收入，政府補助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全靠陳美娥說的「家族奉獻」。陳美娥說，團裡所有人都是一人當三人用，劇團行政同時又是表演時的樂師、裝台卸台時的道具管理人….，說到這裡，她極其不忍地說：「說起來是劇團在壓榨她們，但我們有什麼辦法？」

 

劇場藝術的特質：「現場消費」

 

1994年首先提出創意產業政策＜創藝之國＞的澳洲，主持者之一Deakin大學「藝術及娛樂管理研究所」露絲溫斯樂博士（Ruth Rentschler）說：「表演藝術在創意`產業是相當特殊的一環，因為它的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同時發生。」

 

換而言之，表演藝術在創造發生的當下，觀眾也正在消費享用。漫長的訓練、排演都只是「製造」的準備階段而已。而發生本身缺乏複製性，無法大量複製再移轉他處行銷；劇場是一種臨場的藝術，與所在的場域息息相關。表坊《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算是目前台灣史上最多場次的演出，共72場，方才創造10萬名「現場消費者」，和唱片業動輒數十萬、百萬張不可相比。

 

但是百老匯的《貓》、《西貢小姐》，倫敦的《悲慘世界》、《歌劇魅影》，卻能吸引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人前往觀賞，連帶為當地帶來觀光財源，當劇目在當地劇院疲乏之後，還能「整體輸出」到亞洲來。

 

姑且不論台灣劇場是否具備國際「賣相」，台灣是否有搭配戲劇整體輸出成為「商品」的環境呢？

 

「五觀」藝術事業總監桂雅文在＜倫敦為什麼成為創意產業發燒大戶的12個理由＞中提到：「倫敦近九百萬的人口，其中有二百五十萬是流動型的國際觀光客。」

 

相對地，漫遊在台北街頭的觀光客有多少人口比例？

 

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投資

 

從創意產業的觀點來看，公部門對藝術團體並非「補助」，而是「投資」，是夥伴關係（Partnership），而不是施予者。剛從英國考察回來的表演藝術總編盧健英以「互信而不互賴」（lighter touching and more trusting）來形容公部門與藝術團體間的關係。

 

自1997年英國工黨將創意文化產業列為重要國家政策以來，產值從當年6億英鎊增加到2002年201英鎊，就業人口增加近20倍，成為各國相繼取經的發燒大戶（hot bed，桂雅文譯）。但要注意的是，英國把「文化」、「娛樂」、「體育」、「媒體」四者加在一起，獨立成一個政府部門。

 

根據英國藝術協會（Arts Council of England）的統計，在政府實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讓社會力投注於文化藝術的同時，英國政府對藝術部分的「投資」繼續有增無減，從2003年3億5千萬英鎊到2004年4億1千萬英鎊，成長117%，折合台幣約4億2千萬元。

 

累積6年經驗之後，盧健英觀察到，英國國家藝術補助的重點有移轉到個人的趨勢，個人部份從2003年4百50萬英鎊到2004年的2千5百萬英鎊，比例超出117%許多，也就是說英國人發現：創意的根基在創意的個人，在藝術家身上。

 

另外，政府投資的對象也相當多元化，包括嘉年華式的組織、研究創造機構、馬戲團及街頭藝術，以及前衛創新組織（leading-edge arts）。「鞋子兒童劇團」張若慈發現，英國青少年藝術教育組織以每4年200億英鎊的預算在長期執行青少年接觸藝術、進入藝術，和創造藝術的機會。

 

文化政策等於文化創意產業？

 

剛舉辦過「亞太藝術節」，邀集亞洲劇團來台，提供「非歐美」觀點的「差事劇團」團長鍾喬，他提出另類的思考：「現代化，如同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口號下邁向的近代化、現代化，實質上是一種『歐美化』。」

 

當他在華山藝文特區辦亞太藝術節時，特區的另一邊正在辦設計展，「那是現代性、速度化、制度化、均一化、嘉年華式的呼應社會潮流活動。然而我們也在華山，看到的卻是歷史、記憶、邊緣、從邊緣爆發、廢墟式的美學內涵。」

 

以「民眾劇場」為軸心耕耘的鍾喬，與所謂「現代化」保持距離。然距離卻是一個社會的必要，是社會反省的能量醞釀所在，鍾喬說他：「其贏得一千個人鼓掌，我寧願打動十個人的內心。」對文化創意產業他不無擔憂：「產業化」的吆喝下，對另類、前衛、較富教育性的劇場是否有吸納性？或是在「產業化」的目標，對其他不能「產業化」的藝術產生排擠？

 

文化創意產業或可作為政策投注於文化建設的說帖，刺激創造藝術文化行銷的新觀點；但藝術的價值，包括傳統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的包容、藝術對當代的掌握性、青少年藝術教育、社會各階層與藝術的互動和體驗…...等多元文化功能，是否能整個落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裡？文化創意產業能等同政府的全體文化政策嗎？

 

在新經濟結構下不難體會文化對「產業」有所憧憬，但更加考驗公部門對「藝術」如何想像。

 

企業對文化藝術的投資贊助

 

企業對文化藝術的態度，反映一個社會對價值的思考。根據澳洲藝術與企業基金會（Australia Business Arts Foundation，簡稱AbaF）一份研究報告，美國和加拿大藝術團體向社會募款的比例最高，占總收入的41%，英國只有9%，澳洲則11%，這源於北美企業和個人捐助藝術的文化傳統。

 

但澳洲政府顯然力圖拉起企業和藝術文化界對話的橋樑，讓講產值和講價值的產生共同語言。2003年11月AbaF企業部總監凱利克林柏（Kerry Klineberg）來台演講，他說出澳洲企業界對社會的認知為：「企業創造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財富和就業機會；藝術創造出界定社會所需要的熱情和想法。藝術家需要財富與工作，企業需要熱情與想法，而一個健全的社會則需要二者兼具。」

 

AbaF從原本的政府組織「澳洲人文基金會」蛻變轉型，與公部門保持臂距原則關係，並邀請企業界受敬重人士入會增強組織企業性格。目前AbaF「企業領導人顧問團」中有60位企業領導者，AbaF組織目標更明訂針對企業：「以企業為主要目標和客戶，增進澳洲民間對藝術的支持捐助，從而激發大眾對澳洲人的省思」。

 

在藝術仲介公司和企業的努力下，2000年澳洲公司捐助及贊助的總金額14億4千7百萬澳幣，比起1997年成長11%，（須注意運動也被歸納進這項統計裡，占近一半的贊助），而企業捐助或贊助30家主要的藝術表演公司金額成長了37%，從1997年1千7百90萬到2001年2千8百80萬澳幣。

 

公部門從立法上鼓勵社會挹注藝術團體，英國政府的做法更為顯著有力。前「鞋子兒童劇團」教學研發主任張若慈舉出一例子：企業或個人給藝術團體捐款可以直接從計稅的總收入裡扣除，更有創意的是，捐款多少政府便相對地提撥10%給同一受捐者，將民眾捐款的價值給擴大了。

 

劇場是台灣奇蹟之一?

 

如果台灣的劇場要產業化、國際化，那麼台灣劇場的優勢或獨特性在哪裡？在美國從事動畫電影十幾年，現「影舞集」表演印象團團長陳瑤說：「環境如此，而台灣劇團仍生機勃勃，這就是奇蹟！」

 

「匯川藝術群」總監張忘則說：「我們以為屬於中國有的大陸全都有了，事實上因為對岸環境的劇變，台灣反而保存下某些精緻的藝術部分。」

 

前「身體氣象館」現「植民社」社長王墨林認為劇場的問題不在「補助」，而是：「台灣劇場要觀眾沒觀眾，要劇評沒劇評。」即便如此，仍不乏願意「搏理想」的人，前仆後繼，願意忍受生存艱苦，高投資而低收益的生活，這代表什麼？

 

曾在企業界工作數十年的張忘，辭職將積蓄資財盡投入劇場，西元2000年到2001年，以深厚的美術經驗，和一批硬裡子的肢體演員，推出《生命記憶體》、《零》跨界藝術演出，令劇場界耳目一新。然在這樣大環境裡，前衛又精緻的藝術，除了揭示了新的藝術方向，做出令人讚嘆的示範，演出幾場，「想看的人都看過」之後，命運就是沉默，下一部戲幾乎又從「零」開始。

 

張忘說，即使藝術家有把握繼續沉澱、做得更深度、更精緻，可是，市場在哪裡？外人敢不敢投資？

 

就像台灣要走什麼觀光路線：是情色台灣？casino台灣？還是文化觀光的台灣？總有種說不得準的搖晃。

 

以規劃中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首華山為例，對華山，賴聲川有想像：「假設其中一部分維修成表演的標準規格，成為『雲門』或『表坊』的常駐劇院，那會是什麼樣的前景？帶入多少的欣賞人口？」另外，利用華山的「廢墟」意象從事跨界和小劇場表演的王墨林，也感到疑惑和不平：「前衛藝術團體為什麼要被賦予『賺錢』的目標？失去了華山，創意和實驗性的年輕藝術家要到哪裡去？」面積廣闊而地緣絕佳的華山，面對劇場界最前線各方面人的需要和渴望，除了BOT之外，提不出答案。

 

台灣劇場界不乏有創意、有才華的個人，缺乏的優質沃壤，讓創意在其中不急功地成熟，可以成大器，可以各式各樣，可以蔚為健康林相。綠光劇場李立亨便大膽預測：「文化創意產業在劇場上能不能看見效果？短期間一定有！因為以前做的太少了。但是，接下來呢？」文化尚未厚植的社會，到底如何談文化創意產業？而如果要做，是預備給劇場多少年？有多少空間？

 

「影舞集」表演印象團陳瑤說：「文化創意產業要求的是樹上結的果，但土怎麼施肥？幼芽如何長壯？小樹如何變參天巨木？怎樣形成森林？不看見這些而直接講求果實是有危險的。」

 

關於未來願景的一個提問

 

代表「智庫」產業精英前往英國考察的「五觀藝術管理有限公司」總監桂雅文說：倫敦地方政府市長辦公室有三個文化顧問，出身文化界，平日無行政工作，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提醒市長：文化在哪裡？文化如何體現？讓文化成為決策的「頭」部。

 

對文化創意產業桂雅文有以下生動描繪：「如果用一個人的身體來做譬喻，倫敦好比像是英語世界的腦子，她以思考做先驅、不怕嘗試新的事務，儼然是建立世界性文化影響力的神經中樞。加拿大、美國、澳洲等土地廣大的英語系國家，或追隨英語文化的其他亞洲非洲國家，則由有如軀幹或四肢，是倫敦動腦筋想出來的文化產品的廣大消費市場。」

 

面對文化創意產業如此龐大紛雜的工程，也許可以化繁為簡，用一個簡單的提問，作為鎖鑰：

 

時間，如同北京申奧，五年後，或者十年後。

 

空間-，作為城市，假設身處於香港演藝中心、新加坡濱海劇院、東京國立劇場、北京國家劇院、上海大劇院環伺之「大亞洲劇場藝術消費圈」中。

 

台灣要祭出什麼樣的劇場風景？如果台灣要辦一個賺進大筆外匯的藝術節，劇場界將端出什麼菜色？社會要拿出什麼作為配套環境？

 

如果這個答案找得到，那麼台灣劇場的創意是有可能發展成發燒大戶的，文化藝術的台灣也才可能是國際產業上的定位，而不只是一塊廣告看板而已。